“重访六十一号公路”是“细柳营”作者莫武参加“首届流行印风提名展”一枚印章的印文。与其说是印章的形式吸引了我，还不如说是印文吸引了我。请注意“六十一号”这个词，它表明了一种理性精确的秩序，也请注意“公路”这个词，其内涵显然不同于“河流”、“乡村”，是现代文明下才有的场景。

　　“六十一号”、“公路”，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重访”则表明一种追忆、一种莫名的感伤还是欣喜？一场艳遇还是一场车祸？我不得而知。但它带给我的莫名的悸动却是实在的，它让我想起了《追忆似水年华》、《在路上》，也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显然，它所表现的及所带来的体验已溢出了传统的诸如“书为心画”、“得自在禅”之类的传统意境。

　　我又想起了其师陈国斌的那枚“午时三刻”的印章。我不清楚“午时三刻”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时间，但从周边的红色我宁愿相信那是烈日下的正午。那严谨得近乎刻板的仿宋字和精确的时间无一不表明现代人的一种理性，左边的男人形和女阴形让我不由得不想起烈日烘烤下一间钢筋混凝土鸟笼里的一场激动，一个生命的孕育。显然，它的表现形式及体验同样也已远远溢出了传统篆刻的意境。

　　如果说以农业文明为依托的传统书法（包括篆刻，下同）的叙述方式是“乡村话语”，那么，以现代工业文明为依托的书法的叙述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城市话语”。在拙作《书法的三重节奏与当代流行书风》，我把时间节奏、空间节奏与语义节奏归结为书法的三种基本要素（它也基本适用于篆刻）。传统书法是传统生存状态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三重节奏取得了完美的共振。但在当代，随着人类的触须延伸到大到几百亿光年的星球，小到原子、夸克；以及交通工具和网络传媒的发达，当代人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较古人已相对缩小了。“乡村话语”的叙述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代人在表达与审美方面的要求。

　　三重节奏在当代的进展与演变并不平衡。何应辉在“首届流行书风研讨会”上指出：空间形式上的突破是当代书法篆刻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这种空间节奏的变化说到底是社会的开放性引起时间节奏的变化继而表现在空间节奏上。空间节奏如果不在时间节奏的基础上展开，就会导致恶俗与狂怪，这也是当代书法篆刻过度强调空间变形而招致非议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语义节奏，当代人却表现了极大的漠视。白话文难于介入书法篆刻系统，也即是在当代篆刻尤其是书法中，与其时间节奏相对应的语义节奏的承载之物已经缺失了。在当代书法篆刻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古典诗文长篇累牍地重复抄写，这是一种偷懒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在展厅里，我们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在“时间节奏”与“空间节奏”上已具备了“城市语言”的特征，而在“语义节奏”上却仍是诸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之类的“乡村语言”的矫情。

　　事实上，当代的书法创作已经不太关注内容了，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为积极的做法是从古典诗词中选取一些适合于当代表现的中性诗句作为书写的内容，而且字数不多，尽量减弱语义节奏的复杂程度而强化时间与空间节奏；或者取消语义节奏，即取消汉字而只保留其时间与空间节奏。我们反对书法篆刻作为文学的附庸，但并不能因此而走向反面，毕竟文学赋予了书法篆刻深度与厚度，书法篆刻也因此而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细柳营展现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试图在“城市话语”下“三重节奏”重新建立完美结合的努力，尽管还存在不足。上述两枚印章至少坚定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在书法方面，张羽翔曾经说过，细柳营对传统书法进行的理性的形式分析就是要建立书法在当代的白话文。在书写内容上，他们好像在尽量回避唐诗宋词之类的经典“乡村话语”，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诸如“世说新语”或自作的“卜居杂言”之类的准城市语言。另外，张羽翔的课徒稿上所盖的阿拉伯数字（我相信他是有意为之的）也无不是在强化这种“城市话语”的特征。

　　“细柳营”的野心还不仅仅如此，他们还表现出建立一种在“乡村话语”与“城市话语”之上并能涵盖两者的新的话语的企图。在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与物理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即发现一个系统的不足后，从而更快地建立起一个更新更大的系统来包容它们。书法篆刻仅就其狭窄的范围来看仅是“小道”，在它们之上，还应有社会之道、自然之道、宇宙之道。书法篆刻不仅要符合自身范围内的小道，更要符合在它之上的中道、大道。只有在更大系统、更高层次上来重新认识，书法篆刻才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细柳营”的一些作品分明让我读到了一种近乎宗教或原始巫术般的虔诚与神秘，他们对古意的追求可谓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这种“古”远远超出了传统书法篆刻意义上的“古”。面对陈国斌的一些印章，我想到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的“古”远远超越了在此之前书法篆刻所达到的领域而追溯到了比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更早的时期，它让我读到了对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终极命题的追问，哪些神秘的符号让我想起了生命的起源以及在茫茫宇宙中的另外一些生命。它所表达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人文精神的范畴，它是一个能包容后者的更大的系统，是更大的“道”。在此意义上，“乡村话语”与“城市话语”的界限被消解了，因为这是这两者最终所要表达的最高层次，它具有永恒性因而它同时具备了现代性。在“细柳营”的书法作品中我也隐约读到了这些。

　　在远离文化中心自古历来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广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也比乡下人更像乡下人。从他们身上，我分明嗅到了越来越近的钢铁和泥陶的腥味。